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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承传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国寡民”、“大同社会”等文化理想，这些理想蕴含的抽象思想与情感在《桃花源记(并诗)》的文学场景、文学场域中得到显现。
精神与文学原型
李泽厚先生将这种“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情感”称作原型，他消解了荣格关于原型遗传理论的神秘性，强调精神与情感在原型生成与承传中的价值。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桃花源”蕴含着丰富的理想精神和情感，它反映了人们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种等级关系中向往平等，在“克己复礼”的要求中渴望自由，在“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人和人关系中梦想和睦。
心理上的需求使得人们不断地在借助语言描绘理想生活。善待亲人，也善待他人，人人皆有所用、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倡导的“大同社会”的理想生活;《道德经》第八十章关于“小国寡民”有言:“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在小国的民众，不用打仗，可以享受美味、穿着美服，行为快乐，居住安逸，这是道家理想的安逸、自由的生存状态。随着理想化生存要求在文化心理积淀中的深入，道家“小国寡民”的精神体认渗入个体生命体验，生命自觉地要求摆脱各种关系束缚、追寻自由，各种理想“小国”也先后出现。
《庄子·逍遥游》中有言:“北冥有鱼，其名为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能够自由飞翔与遨游的鳗鹏表征了人们对生命自由境界的想象，“鳗鹏世界”成为语言描绘的人们理想的生存环境。魏晋之后，五胡之争、南北分裂，社会动荡，不安险恶的生存环境更激起了人们对和平、自由、安逸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具有坚实经济基础的魏晋文人名士偏安一隅，独享安逸。
可见偏安一隅的文人名士能够乐在其中，享受安逸的生活，这为人们关于理想国的想象提供了模式与目标。上述两方面因素激发了人们关于理想社会的整体想象，在这个时代的语言文本中出现了人们理想的社会，《列子》与《桃花源记(并诗)》是其中的力作。《列子》较早载录于《汉书.艺文志》，据杨伯峻考证该书为东晋玄学家张湛借助多种文献加以注解而成，长期积淀在人们心理中关于理想生活的想象在《列子》言语中形成了具体的形态特点:人是自由的，没有生死之忧;人与人是和睦的，没有亲疏远近之别;社会是安逸的，没有战争、混乱困扰。
与列磁的理性言说不同，晋代末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将人们关于理想国的心理经验，形象化地表现于“桃花源”自然、社会、生活的图景之中:桃花源里，草木葱笼、土地平坦开阔、农舍整齐有序，良田美池相依、桑树竹子竞长、鸡鸣狗叫相伴;社会和平、和睦，没有等级差别、没有苛捐杂税;桃花源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安逸、自由。“桃花源”在形象化表现中成为承传和发展人们理想生活精神体验的载体，激活了理想国文化中的深层心理模式与文艺表现的关系，形成了与理想国文化具有共同性与相通性的“桃花源”文学原型。
创作背景
《桃花源记(并诗)》创作于文学与绘画等艺术繁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创作中，人们意识到在表现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文学语言的局限，陆机认为语言难以完尽地表现意义，那文学意义又如何得以完备地表现?
古人有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这个时代的王弼继承古人的思想，并阐发了言、象、意的关系，认为文学语言借助形象实现意义表达。刘姗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驾驭文思的首要方法就是如同工匠那样“窥意象而运斤”，即凭借内心意象进行创作。
文学领域对形象的重视引起人们对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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