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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写的《桃花源记》已经是脍炙人口，好多人都向往这种桃源圣地。作家迟子建写的《第三地晚餐》与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种逃避世俗的寄托，每个人的“第三地”都不同，而“桃花源”却有特指。
陶潜为什么《桃花源记》是陶潜写的，陶潜之后为什么再也没有人写这种文章呢？这与陶潜所处的时代有关，陶潜是东晋人，目睹过五胡乱华，北朝十六国。桃花源不是陶潜一个人的愿景，而是这个时代饱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之大众的渴望。读过《桃花源记》的读者，会感觉到在桃花源里生活比较安全、隐蔽，只有“山穷水复”，绝对没有“柳暗花明”，连南阳刘子骥这样的高尚人士也是“寻未果”，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可免受外敌侵扰。
桃花源中生活的人信息比较闭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可以组织生产，有土地，社会结构完善，农夫组织耕种，有老人也有孩子。另外桃花源还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进入桃花源需要经过“一线天”，并仅容一个人通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以想象。
古代农耕下面我们就《桃花源记》描写来分析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状况，看是否能从当时的社会生活找到桃花源的影子。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知道董卓有一处所叫郿坞，郿距离长安有里，郿坞是董卓在郿这个地方修建的一处院落，高厚七丈，周长一里，并不大，里面储藏了珍宝和粮谷。郿坞不能耕种生产，面积小，也不是险要之处。董卓籍隶凉州，他为了自保，可以守长安，没必要筑邬，各位读者不能把郿坞与桃花源等同起来。
郿邬从公元年刘渊建汉到氐人建立前秦，胡族统治者为了保证人口数量，曾经大规模进行移民，各族各阶级的人民都被动地参与其中，战乱加上移民，对于各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西晋衣冠南渡之后，没有流亡江南的汉族只好自保，《晋书·苏峻传》云：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掖县）。”
《晋书·庾衮传》略云：
“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晋中兴书》云：
“中原丧乱，乡人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余家俱避于鲁国峄山，山有重险。”
《晋书·祖逖传》：
“……逖遂克谯城。（桓）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
结堡或者结垒的自然条件是要有水源，并且是依山而建，易守难攻，最重要的是堡垒的人都是宗族乡党，这与桃花源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是相近的。
林深人家义熙十三年（年）刘裕大军攻破潼关，后秦灭亡。跟随刘裕入关的，有一个叫做戴祚（字延之）的人，他写了一本书《西征记》，此著已经失传，但是郦道元《水经注》却引用了《西征记》的很多内容，比如《水经注》十五《洛水篇》就记载了当时的“桃花源”：
“洛水又东迳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遡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
刘裕刘裕派戴延之溯洛水至潭山坞而返，时间据《资治通鉴》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略云：“夏四月，太尉（刘）裕至洛阳”，而四月正是“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时候（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这在时间上是契合的。
再说地点，《元和郡县图志》六“虢州wei(‘门’字里面一‘受’字）乡县”有如下的注解：“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牧牛之地也。”“陕州灵宝县”有如下注解：“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新唐书·地理志》也对“陕州灵宝县”有注解：“有桃源宫，武德元年置。”
上述时间地点与桃花源是能印证的。陶潜与刘裕的征西将领认识，间接地又打听到了刘裕派戴延之探路的事情，《桃花源记》即取材于此。所以，桃花源不在湖南武陵源，主要分布在河洛和黄淮一代，这部分地区在西晋政权流亡江南后，当地汉族士人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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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