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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西安市朱雀南大街的西侧，有一条崇业路，隋唐时期，这里是长安城的崇业坊所在地。曾有一座辉煌壮丽的皇家道观---玄都观矗立于此，与东边的大兴善寺隔朱雀大街相望。
今天的大兴善寺依然屹立在朱雀大街东侧的原址上，香火旺盛，而玄都观在历经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之后，早已荡然无存，那些历史陈迹中的往事依然令人怀念和惋惜，而长安城中的玄都观充满隽永韵味的故事却在文人骚客的笔下流传了下来。
隋唐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宇文恺在营造长安城（隋称大兴城）时，融入了风水理论和周易干卦的观念。当时选址在汉长安故城东南，这里的地势相对平阔，但是有六条东西走向的土岗从北向南依次增高横贯在新城址上。这种地形正好应对了《易经》上乾卦的六爻。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横贯大兴城地面的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长安城内的宫室、官署、寺观、坊巷等就分布在这六爻之上。其中从北向南的第五条土岗为九五之位，最为尊贵，这里属于“飞龙之位”，平常人不能居之，为了镇压这里的帝王之气，宇文恺把汉长安城内建于北周时期的通道观迁建于这条土岗的中线位置，改名玄都观。并在玄都观东侧修建大兴善寺，用一寺一观来调整长安城的风水，这也凸显了隋文帝对佛教和道教的重视。
这玄都观的前身通道观也是大有来历。北周武帝灭佛时，原本不想灭道，但是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不得不佛道均废。武帝最终还是没有赶尽杀绝，留了后门，为了培养和保存掌握佛道二教根本教义的人士，武帝在终南山田谷谷口建了座通道观，因佛道二教已遭废毁，便在还俗的僧侣道士之中选出优秀人才，称之为通道观学士，他们可以着衣冠笏履，继续在通道观讲老庄周易，兼亦钻研佛经。
当时有楼观道道士严达等十人在终南山的田谷隐修，人称“田谷十老”。北周武帝任命严达为住持，于章等“田谷十老”诏为大德，赐住在通道观内。田谷十老中名气最大的当属王延，武帝另在京城长安建立通道观，命道士王延在京城的通道观校雠三洞经图等，武帝经常临幸观中，亲御法座讲说。
在王延的组织下，最终编订完成道经目录《玄都经目》，珍藏于观内，通道观为道教经书的收集、校对、编订和流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也成为了道教的学术研究机构。
隋文帝杨坚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自己的外孙北周静帝的政权。杨坚从小寄养于佛门，是由女尼带大的。所以他一生笃信佛教，一开始对道教的态度是蔑视的。因为在他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有很多道士成为他的幕僚，为其出谋划策。于是杨坚慢慢改变了对道教的态度，也开始崇尚道教，笃信神仙之学，就连隋朝开国的年号“开皇”，也是道教元始天尊六劫之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当新都城需要在九五之位建造一座道观时，隋文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汉长安城中的通道观迁往新城，并改名玄都观。通道观观主王延也成为了玄都观观主，可以说玄都观就是隋文帝杨坚为王延建造的。王延出身于道教的楼观道，隋朝时楼观道成为道教领袖，王延也被隋文帝任命为道门威仪，统管全国的道教事务。
楼观道其实在道教的各大派别中，并不是太出众，对于道法而言，也没有其独创性。楼观道十分鲜明的一个特点，即坚信老子化胡之说。这与其创教历史一脉相承。引发多次佛道之争的《老子化胡经》、《老子西升经》等，为楼观道士日常最重视的经典。
有唐一代，楼观道是唯一可以和道教上清派并列的道教派别。这和楼观道士的敏锐观察力和政治判断力分不开的。当初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楼观道的岐晖真人认定李唐必得天下，于是他将道观中存储的粮草贡献给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当李渊到达黄河蒲津关之时，歧晖高兴地对人说，这是真君到了！给李渊扣上了道教真君的帽子，以示天命所归。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楼观道受到了李唐王朝的特别青睐。
唐初，属于楼观道的玄都观经历了多次整修扩建，盛唐时尤为兴盛。史料记载，玄都观的大殿中，有唐初著名画家范长寿绘制的精美壁画。道教受到李唐皇室的尊崇，玄都观也成为了长安皇家第一道观，玄都观为当时的道教学术中心，驻观的道士也都非等闲之辈，先后有高道王延、李遐周、叶法善、叶静能、尹敬崇、李荣、史崇、牛弘满等大德居住于此。
唐初的玄都观观主尹敬崇精通儒、道、佛三教，并且藏有上万卷儒家典籍。他和玄都观道士史崇领导全国道门大德等数十人编纂道教历史上最早的道藏——《一切道经》。
玄都观道士李遐周准确地预言了“安史之乱”。他因有隐秘道术，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入京，居住玄都观。有一天突然遁去，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在玄都观的墙上留下了几首诗，其中最后一首写的是“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预言后来安禄山叛乱及唐明皇幸蜀之事。
玄都观被后人所记住并不是因为这些高道大德的传奇故事，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墨传递给了后世。唐代长安城是一个容纳多元文化的都城，城中有众多不同宗教活动的场所。道观作为道教徒栖息修行之地，或由皇帝下诏而建，或因王公贵戚改宅而立。由于当时的经济发达，资金充足，条件优良，所以这些寺观都显出恢宏壮观的景象，成为当时长安城中的游览胜地。
这些寺观的园林景观也都各有特色，比如当时长安城西南的皇家寺院大庄严寺和大总持寺以广植梨树而著称；西明寺以种植牡丹而闻名；玄都观则是以观内种植的上千棵桃树而扬名长安。于是，这些寺观成了文人名士和达官显贵争先前来赏景的胜地。每年四月前后桃花盛开，此时的玄都观就成了长安市民观赏桃花的热门景点。
唐朝诗人章孝标的《玄都观栽桃十韵》：“驱使鬼神功，攒栽万树红。熏香丹凤阙，妆点紫琼宫。”描写的就是玄都观内桃花争奇斗艳的美景。中唐诗人姚合也曾写过《游昊天玄都观》，诗中的“阴径红桃落，秋坛白石生……垂檐灵草影，绕壁古山名。”写出了玄都观优美雅致的环境。但玄都观被后世所熟知却因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两首诗《玄都观桃花》和《再游玄都观》。
刘禹锡的住所在长安城朱雀大街中段东侧的光福坊（今西安市省体育场南部与二环路一带）内，距朱雀大街南段西侧崇业坊内的玄都观（今西安市崇业路以南）不远，刘禹锡是玄都观的常客，但这里却不是刘禹锡的福地，他的两次被贬官都和玄都观有关。
唐朝的第十位皇帝唐顺宗李诵可谓是唐朝历史上作为储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唐朝最短命的皇帝之一。他即位时，大唐面临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及朋党之争三大顽疾，这都是安史之乱留下的后遗症。前几代皇帝对此都无可奈何。但是唐顺宗李诵却想有所作为，一上位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史称“永贞革新”。
其中改革派的核心成员有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因为这场改革侵犯了宦官和节度使得利益，只持续了多天就宣告失败。
唐顺宗李诵遭宦官俱文珍幽禁，并被迫禅位给皇太子李纯，在位六个月零八天的唐顺宗就被赶下台。皇帝都被拉下马了，那些参与革新的大臣，命运就更悲惨。核心成员中，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是被贬为偏远地区的州刺史，随后又再次被贬到更偏远的地区任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刘禹锡被贬之地是朗州（今湖南常德），直到十年之后，他才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第二年桃花盛开的季节，刘禹锡约上好友柳宗元等人一起前往玄都观观赏桃花，触景生情，心直口快的刘禹锡写了首诗，这就是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又名《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正是这首诗，让刘禹锡引火上身。唐代，人们独爱牡丹，在唐人的观念里桃花的花品并不高，刘禹锡在诗中就表达了对桃花的轻蔑，并以桃花喻权贵，此诗通过游人在玄都观看花这样的生活琐事，语涉讥讽，且极辛辣尖刻含蓄地讽刺了当朝新贵。当时的皇帝唐宪宗本人是通过逼宫方式登上皇位的，他本来就对当初的那些改革派人抱有夙怨，这次又被这帮人以一首诗而深深的伤了自尊。被激怒的皇帝再次下令把刘禹锡贬出京城。
这次刘禹锡被贬到更为偏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唐代的播州尚处于蛮荒之地，路途遥远，道路艰阻。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高龄，携母上路实为不便。而他的好友柳宗元也被贬到了柳州（今广西柳州），当时的柳州虽然也属于偏远之地，但是总比播州强一些。于是柳宗元上了一道奏折，大意是请求朝廷考虑到刘禹锡母亲年迈，不便前往播州，希望朝廷能把他们进行调换。最终刘禹锡被改贬到了连州任刺史。（今广东清远市）
刘禹锡辗转于边远之地，远离朝堂，生活条件也异常艰苦，有时连房子也住不安生，著名的《陋室铭》就是在这时期诞生的。直到十四年之后，刘禹锡才取道洛阳，复回长安，因为好友裴度的举荐，再度入朝为官，充集贤殿学士。
此时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已经故去十年，朝中也是新人换旧人，当年打击、陷害他的权贵们已风光不再。这年春天，刘禹锡再度来到玄都观观赏桃花，即兴又作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
此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愤懑和不满。这次不但是朝臣，连皇帝也捎带着一起骂了。所谓“前度刘郎今又来”确实够骨气，有随时迎接斗争的勇气，其不向恶势力妥协，蔑视权贵的精神。于是，刘禹锡再一次被贬出了京城。
玄都观两次的桃花诗事件，导致刘禹锡两次被贬，尽管他一生得罪人无数，一次又一次被贬官，刘禹锡本人或许根本不在于这些。然而玄都观却因他的这两首诗而千古留名，即便今天的玄都观已经踪迹全无，没有片瓦可寻，但是人们依然记得长安城中的这座道观，记得里面的千树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