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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和大咖韩愈，有成为密友的良好基础。白居易一厢情愿地示好，却遭冷遇。
于是，在结交大咖的道路上，白居易没有迷失自我，而是努力活出了新的人生境界，在英才辈出的时代成为一代大师。
韩愈和白居易有很多共同点，拥有成为好“基友”的高配
生活在同一时期。韩愈生于年，白居易生于年，相差仅四岁，没有年龄代沟。
老乡关系。韩愈是河南河阳（今孟州市）人，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两地相距仅百余公里。
家庭背景相似。俩人都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祖父、父亲、兄长都是官宦，可算是“官二代”。而且，俩人年少时，家道都遭变故而没落。靠科举入仕，同朝为官。俩人的几个官职相似，韩愈曾任尚书职方员外郎，白居易曾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甚至俩人先后担任“知制诰”之职。为官清正，关心时政，喜欢写政治讽喻作品。俩人性格都很耿直，痛恨官场腐败，关心时政。都有文人的“通病”：自认为怀才不遇，喜欢揭露现实矛盾，写政治讽喻作品。因而俩人屡次被贬官，仕途曲折。喜好文学。俩人是杜甫的崇拜者，在思想、艺术创作上都深受其影响。都喜欢结交文友。有共同的朋友。张籍、崔群等人是韩愈、白居易共同的好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曾同时在御史台任职，过从甚密；白居易与刘禹锡并称“刘白”。韩门弟子樊宗师、李翱等人，与白居易也有交往。有过交往。俩人曾同游京师长安名胜曲江以及私家园林，一起饮酒，唱和诗歌。
如此看来，韩愈和白居易有很多共同点，人生轨迹中有很多交集，“三观”应该一致，拥有成为好“基友”的标配。
这样的条件，完全可以成为声气相通、互相辉映的莫逆之交，成就一段名人佳话。
终其一生，俩人只是普通交情，甚至韩愈表现高冷。
然而遗憾的是，韩愈与白居易终其一生，只是普通的交情。
韩愈是文坛领袖、朝廷高官，是青年学者、文士之楷模，白居易也是他的铁粉。
他喜欢提携后辈，曾不遗余力地举荐孟郊、贾岛、李贺等。
但对白居易，韩愈却没有明显地赞誉、推崇。
白居易对韩愈一直敬重、推崇，其诗集中也有多首与韩愈有关的诗歌：《和韩侍郎苦雨》、《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久不见韩侍郎》、《和韩舍人题杨舍人林亭》、《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
而韩愈的诗集中，只有一首《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与白居易有关。
白居易努力讨好韩愈，却是白搭，“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他有一首诗直白地点明了俩人的疏离关系：
“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
显然，白居易积极主动、表白多些，而韩愈明显地冷淡。
众人眼里的标准好基友，为何却形同陌路？
难道白居易做错了什么，得罪了韩愈？韩愈对白居易的什么深耿于心？
韩愈与的关系之谜，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
那么我们只能从纷繁的史料、俩人的生平履历、他人的言论中去寻找答案。
从表面上看，韩愈有傲慢、高冷的资本：
其一，韩愈的年龄比白居易年龄大，堪为长者，矜持无错。
其二，无论是在官场还是文坛，韩愈都有很大成就，德高望重。
韩愈仕途曲折，但是后半生在官场混得很好。
49岁时，韩愈被宰相裴度聘任为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三品以上官员的朝服）。
其时，44岁的白居易从京官被贬为江州司马（五品官，着青衫官服）。
当年底，韩愈因功授职刑部侍郎。此后，历任吏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要职。
侍郎是辅佐六部尚书的事务实际执行者，相当于当今的副部级高官。
在文坛，韩愈的地位、声望更高。
他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时人有“韩文”之誉；
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唐人称他有史家的笔力。
他三进国子监任博士，后来任国子监祭酒，也即国家最高教育长官，堪为天下文人之领袖。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誉。
而且，韩愈并非只会坐以论道的文弱儒生。他曾协助平定淮西，曾孤身到反叛的藩镇将领王庭凑军营宣慰等。
在这样的长辈、大咖面前，白居易只能望其项背，俯首膜拜。
当然，韩愈与白居易的关系疏离应该还有其它因素。
其一，文学主张的差异。
在中唐文坛上,有两大文学改革运动：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韩愈和白居易各为其领军人物。
思想阵营不同，自然很难相融，成为心灵之友。
因而俩人的文风也不同，韩愈的文风立意深刻，气势雄伟，深险怪僻，逻辑性强；白居易的文风追求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关心社会现实。
其二，信仰不同。
在当时信佛的社会潮流中，韩愈不信佛，甚至还进谏反对唐宪宗迎佛骨。
而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时，与当地僧人交游；慷慨布施于洛阳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是僧如满的弟子。
其三，政见差异。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皇权大大削弱，节度使权势日增。
因而政治斗争激烈，皇帝、宰相等更换频繁，百官自然会结成派系，朋党互相排挤倾轧。
韩愈与白居易也难免裹挟其中，但明显不属于同一个派系。
与其一厢情愿地攀附大咖，不如自己努力成为大咖。
想和大咖愉快地玩耍，进入大咖圈，但是一厢情愿地示好却遭冷遇。
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最好的选择就是--自己努力成为大咖！
白居易做到了。
说起来，白居易是个很有文学天赋而且很勤奋的人。
他自小聪颖过人，而且读书十分刻苦，年少时就写了一些诗文。
16岁时，他只身到京师长安闯荡。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名噪一时。
然而，他在长安“蜗居”了三年，没找到理想的出路，无奈黯然离京，回到家乡继续发愤图强。
十三年后，已成为“学霸”的白居易再次到京师，一举考中状元。
不久，他被任命为京官。写下了千古名篇《长恨歌》。
与白居易科举、入仕的顺途相比，当年的韩愈很坎坷。他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才登进士第，经历四次才通过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
元和十年（年），宰相武元衡在在早朝路上遇刺身亡（其实系地方藩镇所为）。这牵涉到复杂的政治斗争。
直率的白居易急切上表主张严缉幕后凶手，以肃法纪。却被政敌攻击为“越职言事”。
随即，他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此举有害名教。不孝就可能不忠。
因而，他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是五品官，着青衫官服。
其实，他被贬谪也与他之前讽谕当权者有关。而且他上书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宰相李绛抱怨。
少年得志，仕途顺利，并受皇帝恩宠的白居易，一下被打入冷宫。
忠而见谤，无辜获咎。贬谪江州成为白居易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他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僧人交游，心境向佛。
在江州失意的几年里，白居易五味杂陈，也更有契机对人生进行深层思考。
约十年前，“二王刘柳”集团在执政期间实施改革。
因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结果改革很快失败，参与改革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为远州司马。
相比他们的天壤遭遇以及被贬至偏远，白居易已算幸运的了。
但是，真正的优秀，不是优于他人，而是超越过去的自己。
为表心迹，他特意写下：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除是非心。”
挫折是人生的不幸。但对智者而言，却是个学校。
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人在遭受挫折之后，往往才会反思、发愤努力，也才会有所大的作为。
白居易尽量调整心态，发奋写作，在江州留下了《大林寺桃花》、《琵琶行》等名作。
元和十五年（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再任京官。
已对人生有了超脱认识的白居易，对于宦官专政、朋党纷争的政局乱象愈加反感，就主动要求外放为地方官。
于是，他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这期间，他所敬仰的大咖韩愈病逝，享年57岁。身后也享受了很高待遇，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死的荣光，流芳百世。这成了白居易新的人生目标。
不久，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
接连任富庶美丽的苏杭的一方长官，这算是爱才的皇帝对他的恩赐。
在苏杭任职期间，白居易“济世救民”的初心未改，留下了不错的政绩。
在杭州，下令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在苏州，下令开凿了山塘河，发展水陆交通。
在苏杭期间，他写下了《忆江南》、《问刘十九》、《钱塘湖春行》等名作。
韩愈去世三年后，白居易回京任秘书监，配紫服、金鱼袋。
次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年，以刑部尚书（官职级别比韩愈生前高）致仕。
晚年的白居易，生活过得很闲适。
一边继续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
一边与文友们四处游历，吟诗作乐。
会昌六年（年），白居易去世，享年75岁（比韩愈长寿18年），“遗命薄葬,毋请谥。”（《新唐书白居易传》）
刚继位的唐宣宗李忱特意写诗悼念：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首诗在痛惜之情中概括了白居易的成就：
名闻大唐天下，诗篇光耀子孙，连孩童也会吟《长恨歌》，胡人也能唱《琵琶行》，功德和声望人尽皆知。
《新唐书》评价他“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而且对其人品给予了极高的肯定。
唐代乃至中国诗坛上，李白、杜甫是殿堂级人物，但是他们终生困厄而不得志。
白居易与李白一样喜欢以诗酒放纵自娱，追求潇洒浪漫；与杜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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