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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晚地铁高峰的“挤照片”时刻，其次是写字楼里的邻桌就像小区的邻居一样，各忙各的，多一句话都不说。这样的北京并不招人喜欢，但北京的树却能在我心底打上烙印，挥之不去。每年10月底、11月初，是香山枫叶红满山的季节，那里人山人海，晚上离开香山的公交车永远都不够用。两三站远的马路上都是行人，都是挤不上公交车的游人。傍晚时分，黑蒙蒙的低云压向灰蒙蒙的香山时，拍照特有质感，像是浓墨重笔的写意画，饱满沉默，让人感动。当巧妇建议我这期写红叶时，我正酝酿着一个沉重的话题：结果正确，手段真的能无所谓吗？我痛恨那个命题，坚决认为，无论初心多么高尚，过程一旦邪恶，结局就一定不会善良。巧妇说，她家门前的树上有红叶落下，我脑子里跳出香山的红叶。于是放下那个学生的话题，就写写红叶吧。尽管香山红叶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红，既不是正红也不是大红，就像是一种千秋不变的陈红，秋秋如此，比陈年旧账还陈旧。尽管如此陈旧，也绝非冰城寒风中发抖的落叶可比。相对于冰城落叶的粗浅的紫色，缓缓下落的香山红叶多少有点儿北京男人的慵懒。那慵懒之中有一点点痞，一点点赖，就像北京很流行的口头语，我就这么慢慢地飘落，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翻译成东北话，大概就是能咋的？比如在北京，说我在这就躺着，怎么了？在哈尔滨说，我就在这躺着，爱咋咋地。女儿三岁那年，我带她去香山玩。在公交车上，我用当时人们常说的一个笑话逗女儿，那个笑话是把“枫叶红了的时候”说成“红叶疯了的时候”。结果前座一位女士生气地问我，什么叫红叶疯了？那意思，你咋能这样教孩子。这个季节，比香山红叶好看一万倍的，是圆明园围墙外那一街的银杏树。艳黄艳黄的银杏叶耀眼如烈日，沿着那条路伸向尽头，看一眼就会眩晕，深陷其中，数十年不能自拔。街道两旁的树干下，厚厚的银杏叶铺得满地艳黄。抬起头，高大的银杏树从路的两侧相交于空中，那真是，满天艳黄遮云霞，遍地艳叶铺记忆。还有两种树，都在春季开花。一种是桃花，一种是玉兰。有首歌叫《桃花朵朵开》，如果看见过二三米高的桃花树盛开，就会发现，桃花的美并不是一朵朵地展现的。一朵朵地看，桃花也没那么惊艳。某一年，在学院路立交桥边，有一棵三层楼高的桃花树。桃花一束束地，就像正射向不同方向的焰火，突然被定格了一样。那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那个词叫盛放。由此，我觉得那首《桃花朵朵开》的词作者，并未见识过盛放的桃花，一朵朵地看，太乏味了。另一种春天的树是玉兰。每年桃花盛开之后，便是玉兰盛开的季节了。长安街上，红墙映衬下的白玉兰，一眼望不到头，让人沉醉。白玉兰要一朵朵地看，那质感细腻如脂、华贵如玉，细细观之，特别缺乏真实感，就像是高手雕琢而成的腊制的艺术品一样。玉兰分白、紫两种花色，偶尔遇到一棵开满紫花的玉兰树，那感觉，真是紫气天上来，华贵满虚空。北漂了二十来年，对北京最大的念想除了有几个朋友就是这些树了。差不多每年秋冬之季，都会想起圆明园墙外那条艳黄艳黄的银杏路。每年春天，都会想起长安街醉人的白玉兰。希望早点儿天下无疫，然后去北京看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