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余光中12月14日因病去世，享年90岁。余先生一生漂泊，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余光中这一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精美的文章和诗歌，更重要的贡献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他曾说：“中华文化像一个很大的圆形，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半径有多长，这个文化就能够走多远。”年，余光中发表的一篇名为《爱护我们的母语》的演讲，如今看来都是掷地有声，发人深省，也让很多人惭愧，更坚定了我们的责任！
来源：中国新闻网、解放日报
崔明华主任、尹明华社长、余秋雨先生，还有跟我一样从海外来的两位作家女士，各位朋友们，下午好！
早在、年，余秋雨先生和我就先后到湖南岳麓书院演讲。我去演讲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另一位余先生刚来讲过，今天你来讲是下了一点雨，上次那位余先生来讲也下了雨，是“如余（鱼）得水”。不过，他是秋雨应该下雨，我是光中应该出太阳。同时，余先生好几年前去台湾巡回演讲，最后到了高雄，到我所任教的台湾中山大学演讲，那次演讲会我是主持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没有吃亏。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爱护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语当然就是中文、汉语，在海外叫作华文、华语。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英文几乎成为世界语了，可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大概不出四亿人，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一些相关的民族和国家，比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加起来不过四亿人。而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有十几亿人，再加上海外各地的华人。所以，母语人口最多的语言应该就是我们的汉语。
听说现在很多国家的人士都在学中文，开始说有三千万人，现在又说有六千万人，总之是增加得很快。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中华文化像一个很大的圆形，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了。这个半径有多长，这个文化就能够走多远。所以我想我们从事写作的人，就是想把这个大圆的半径延长，让这个圆显得更加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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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科书把文言文拿掉了，
那无异于剥夺了我们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
刚才余秋雨先生也讲到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出过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像我们读吴承恩的《西游记》，不用查字典，大部分人都可以读懂。大约年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是很简单，尽管《三国演义》是文言文，不过高中生阅读大概都没有问题。再说更古一点的《孟子》，孟子都是多年前的人了，我们读《孟子》也没什么问题，《孟子》在诸子文章里面应该是语言最流畅、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史记》比较难读一点，离现在约年了。可是到了离现在大约1年的时候，陶渊明的诗，他的《桃花源记》也是非常好懂。更晚一点的李白，他的诗除了一些古风之外，五言尤其是七言绝句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们也不能说那么久以前的语言文字一定就是文言文，中国的诗词曲虽然年代很久，可是根本就透明如白话。苏东坡的《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大部分人也都能读得懂。所以到了现在，古代的一些名句都变成成语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雪泥鸿爪”、“不识庐山真面目”等等。一位作家的好句子变成了后人的成语，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再看西方，就看现在最流行的英文语言体系，英国文学史一开始的一些文字，是在北欧的瑞典和挪威那一带传到英国来的。那是中世纪的文字，现在已经看不懂了，就要翻译了。世界上有英文这种语言大概只有年，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英文，只是莎士比亚把英文摆在这些人的嘴里而已。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古典传统悠久而丰富，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教这些东西，不能让它缺席，我甚至认为如果教科书里面把文言文拿掉了，那无异于剥夺了我们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对中华民族的学生而言，他们应该有权利继承那么悠久丰富的中华文学、中华文化。
我们的语言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就是旧小说的语言。这个语言半新不旧，也不是文言文，也不是纯白话，是介于其间。那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是文言文，比如说《三国演义》、《聊斋》等等，当然其他大多是白话的。我这一代人在读中学的时候，没有电视看，没有网络可以上，也没有今日的种种赏心乐事，我们课余干嘛呢？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读旧小说，读得津津有味，不会比现在年轻人读《哈利·波特》逊色。旧小说的语言，如果你读久了之后，你的中文就会通的。甚至于都不必读古典的东西，光读旧小说就行，那些文字就非常之好。金庸的小说如此流行，跟他用旧小说的语言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张爱玲有时候也用旧小说的语言，我中学时候读过的张恨水的一些书也是用这种语言，台湾有不少作家像张系国、张大春等等，还是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其实是中国语言里面的另一度空间。
可是现在很不幸地出现了另外一种语言，我把它叫作“译文体”，就是翻译出来的文体。翻得好的固然是很好，以前中国刚开始翻译外文的时候往往使用文言文，像严复，像林琴南，像辜鸿铭，也还是很好。我甚至于觉得胡适用白话文写的新诗，还不如他用离骚体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我觉得后者更有味道一点。台湾课本里面就有胡适、马君武和苏曼殊用骚体、用五言古诗、用七言古诗来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不过这种译文体发展到后来，大家的英文越学越起劲，中文越来越淡忘，中文就会发生西化，甚至发展到了某种程度成了恶性西化。
我常常看见有这样的文体，也不一定是翻译，他因为看翻译看惯了，或者是英文读得太认真了，比如说他会写出像“他是他父亲唯一的儿子”这样的句子，这话用中文说应该就是“他是独子”，对不对？再比如“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听起来好有学问呐，某某主义者，其实我们中文只要说“他吃素”就完了。再比如说这位政治家充满了“前瞻性”，我们其实讲“远见”就很简单了。远见，英文是“Foresight”，中文就说成“前瞻性”。再比如说“企图心”，其实我们本来讲“雄心”、“雄图壮志”就够了。我更觉得，英文的“Sexualharassment”中文翻译成“性骚扰”，当然很新很有味道，今天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眼。其实我们古人几千年来有没有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那有没有这个说法呢？当然也是有的，就是“调戏”。语言上占便宜，手脚不清不楚，就是性骚扰，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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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老用成语是懒惰的表现，其实不然；
有些成语里面有历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
“五四”运动到现在90年了，文言文是不是完全作废了，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靠白话文来应付所有的问题了呢？不见得。因为我们还有几千条甚至上万条的成语，这些成语往往四个字或者三个字一句。
构造成语的美学基本要求，就是简洁，然后是对仗，再有就是铿锵。对仗跟铿锵、跟平仄还有关系。我们每天讲话一定会带出很多成语，写文章也是如此。假使一位作家、一位学者演讲，完全不用成语，我想是不太可能的。当然，反过来说一个人写文章只会用成语那也不行，绝对不成气候。如果有人完全不会用成语或者用的常常是错的话，那他这个人的中文就有问题了。
有时候我问我的学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讲“张三李四”，为什么没有听人说“张四李三”？其实很简单，我们讲“张三李四”，就是平平仄仄。很多四字成语就是遵循着我刚才讲的三个条件。我们说“千方百计”，没人讲“千计百方”。“言听计从”，也没有人讲“言从计听”。“瞻前顾后”，甚至于最熟悉的“鸟语花香”，正好是平平仄仄。“山明水秀”，也是平平仄仄。水可以秀，山为什么会明？山又不发光。可是我们讲得理直气壮。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牺牲一点点逻辑，而要成全这个美学。
这种成语太多了，“前呼后拥”，“旁门左道”，“千山万水”，“千军万马”，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我们不会看见一个兵骑十匹马，倒过来“千马万军”也不行，也不能十个兵骑在一匹马上，可是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千军万马”，极言其多啊，极言军马之多。我们不会去算，到底十比一是怎么来的。因为“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平平仄仄就是好听。我想了很久，四字成语里面很少有违背这个规矩的。唯一“不正经”的一句成语，就是“乱七八糟”。因为按照美学应该是“乱七糟八”，或者“七乱八糟”，结果它就偏偏是“乱七八糟”，所以就乱七八糟。
几年前台湾的“教育部长”说，一个人老用成语是懒惰的表现，我认为不然，所以跟他有好几次的争吵。因为用普通的成语，“鸟语花香”啊，“山明水秀”啊，固然是简单，可是有些成语里面有历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像“得陇望蜀”、“朝秦暮楚”之类，就不是那样简单了。所以真正把成语掌握好的人，绝对不是懒惰的，一定是相当认真的。最近台湾有一位“立法委员”在开会的时候说，台湾这个高铁现在亏空得不得了，他要说“债台高筑”，结果说成了“债筑高台”，所以有些成语还是常常会弄错。
现在我们学英文，都把英文用到中文里来了。台湾发明了一个“作秀”，“Tomakeashow”，表演、作秀；香港把计程车叫作“的士”，那大陆就把它转一个弯叫“打的”，中文的动词“打”是什么都可以打的，打击敌人，打交道，什么都可以打，当然的士也免不了“打”一下。
其实我们的中文和英文差别非常之大，比如说英文里面很重要的连接词和介词在中文里都是可有可无的，写文章有时候没有是最好的。比如我们说“君臣”、“主仆”、“父母”、“夫妻”、“老少”、“来往”等等，这些我们中间都没有连接词，英文就一定要说“Husbandandwife”（夫妻）、“Masterandserver”（主仆）、“Theoldandtheyoung”（老少）、“Comeandgo”（来往），没有人把“来来往往”叫“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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