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李诵即位后，支持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大唐中兴呈现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美好前景。但顺宗的健康状况和改革集团的内部矛盾，却导致这场改革成为大唐中兴历史进程中的“沉舟”“病树”。
永贞革新：颜色如花命如叶
贞元十九年（），当时还是太子的李诵有次和僚属讨论朝政，表示要劝父皇停废民愤极大的宫市。东宫官员“皆称赞”，唯有出身社会底层、经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的王叔文“无言”，李诵颇感怪异。
众臣散去后，太子问他何故不言？王叔文言道，殿下您目前的唯一职责就是孝养陛下，不宜过问朝政；陛下年事已高，如果怀疑您收揽人心要抢班夺权，您何以自解？且此时宦官已经在皇位继承上有发言权，如果太子触犯主导宫市的宦官的利益，会有接班无望之虞。太子听罢“大惊”，涕泣言道“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王叔文由此得到太子“大爱幸”，与另一宠臣王伾一起成为太子心腹。
王叔文观察朝中百官，为太子挑选班底。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韩泰、程异等青年，急于施展抱负，先后与王叔文“定为死友”，其中尤以柳宗元、刘禹锡为甚。
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年龄相仿，只差一岁，都出自中低级官员家庭，早年饱经战乱流离，关心同情普通百姓。贞元九年（），柳宗元、刘禹锡同年考中进士，经吏部铨选后步入仕途，经常与其他青年士人讨论朝政得失，意图在太子登基后整顿朝纲。
永贞元年（），顺宗即位。王叔文、王伾集团迅速接管朝政，二月十一任命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居中决策，王伾沟通四方，韦执谊主持前朝事务，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各司其职。
改革集团首先以反腐为突破口，将横征暴敛的京兆尹李实贬到通州（今四川达州一带）当刺史，赢得民心；将百姓拖欠朝廷的皇粮国税一笔勾销，谢绝各地进奉，废除宫市、五坊小儿等贞元弊政。三月，将陆贽等被德宗贬黜的贤臣请回朝廷；五月，任命范希朝为神策军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准备夺取宦官兵权。
几项措施下来，贞元年间弊政一扫而空，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王叔文等人过于急躁，自视过高，自诩为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且心胸狭窄，将韩愈等倾向改革、只是不属于他们集团的大臣都排斥在外。
韩愈曾作诗《永贞行》，“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诗中“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等语，即是指王叔文只提拔本集团内部士人，失去大多数朝臣支持；而“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语，则是指王伾贪污纳贿，家里甚至专门打造一个存放金银绸缎的大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改革集团所依赖的顺宗半身不遂，不能有效掌控朝政。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反对范希朝、韩泰统率神策军；掌握地方实权的剑南节度使韦皋等人因扩大权力的要求一再被革新派压制，都和王叔文有矛盾，多次上表要求顺宗传位给太子李纯。
永贞元年（）六月，王叔文因政见不合与韦执谊发生激烈冲突，后在俱文珍的威逼下被迫辞职。韦执谊不但不承担起整合改革力量的重任，反而拒绝王叔文的任何建议。王叔文去职后，王伾进退失据，多方奔走试图起复王叔文为宰相并统领禁军。一番努力无果后，王伾明白大势已去，一日在翰林院值班时忽然佯装发疯，大叫“伾中风矣”，被人抬回家中，从此闭门不出。
八月，顺宗在俱文珍的反复施压下，被迫退位为太上皇，命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宪宗将革新集团成员全部贬为地方各州司马，王伾在贬地病死。第二年正月，46岁的顺宗驾崩，宪宗赐死王叔文。永贞革新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中坚力量刘禹锡、柳宗元等8人均被贬为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失败后，白居易作《陵园妾》诗，用为先皇守陵的宫女喻指“二王八司马”，表达了对革新派的深度同情——“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宪宗在贬黜“二王八司马”时，曾明确下旨即使全国大赦也不能赦免革新派，故白居易在诗中有“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之语。
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朝”
刘禹锡贬任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司马后没有消沉，仍然保持激越向上的斗志，曾在一年秋天登高远望秋色，写下《秋词二首》，其一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相比于乐观豁达的刘禹锡，贬谪永州（今湖南永州一带）的柳宗元性格比较忧郁敏感，他在《渔翁》一诗中写道：“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在山青水绿之中自遣自歌，独来独往，颇似贬谪孤寂的诗人自身。
在《江雪》中，柳宗元更是用隐居山水之间的渔翁，寄托清高孤傲的情感，抒发政治上的失意苦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诗意图，明代宋旭绘视觉中国/供图
宪宗元和十年（）初，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已经“十年不量移”。执政大臣怜诸人之才，欲渐次提拔进用，将他们召至京师。刘禹锡回京后，有次在长安道观玄都观赏桃花，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借桃花嘲讽那些在这10年中成长起来的新贵，不过是在自己被排挤出去之后才得以提拔，而那些看花之人无非是趋炎附势之徒。
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讥讽，深深刺痛了新贵们。回京不到三月，在新贵的诋毁下，宪宗任命柳宗元为柳州（今广西柳州一带）刺史、刘禹锡为连州（今广东连州一带）刺史、韩泰为漳州（今福建漳州一带）刺史、韩晔为汀州（今福建长汀一带）刺史、陈谏为封州（今广东封开一带）刺史。五人官职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任职之地更加偏远，实为贬黜。
柳宗元、刘禹锡同出长安南下，走到湖南衡阳时分别，一去广东，一去广西，各奔东西。二人临别各写三首赠别酬唱诗，柳宗元先提笔写下《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劝刘禹锡莫要再意气用事，作出看花戏君子之事。
刘禹锡虚心接受柳宗元劝告，深情写下《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迁客骚人同立荒郊，翘首仰望北回大雁，思乡之情传达得极为凄婉。两人马上要各奔东西，只有山水相望。夕阳古道，风烟漫漫，前程茫茫。
从贞元九年（）同榜进士，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22年后风云变幻，再贬远荒，更让他们感到凄凉的不是个人遭难，而是朝廷弊政依旧，无力回天。柳宗元最担忧的不是已经遭受打击的当下，而是二人不知何时才能重聚的未来。
元和十年（），柳宗元42岁，刘禹锡43岁，虽逾不惑，却也尚是壮年。刘禹锡遂写下《答柳子厚》劝慰：“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尉罗。”他劝柳宗元：虽然我们比“四愁多”的东汉张衡更加郁郁不得志，但更应效仿春秋遽伯玉在六十高龄仍能与日俱新。
柳宗元的忧郁，刘禹锡的达观，两人的性格差异深度影响到再次贬谪后的心境，以致多年后只有刘郎独自踏上北归之路。
刘禹锡归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元和十年（）五月十一，刘禹锡到达连州。稍晚后的六月二十七，柳宗元抵达柳州，迫不及待登上城楼，只为遥望同被远贬的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元和十四年（），宪宗成就文治武功，大赦天下，裴度趁机劝宪宗召柳宗元回京。只可惜柳宗元多年抑郁，重病在身，无法上路。这年十一月初八，年仅47岁的柳宗元在悲愤交加中于柳州郁郁而终，终究未能返乡。
同年，刘禹锡扶母亲灵柩回洛阳，十一月路过当年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惊闻柳宗元去世噩耗，“惊号大叫，如得狂病”，悲痛中写下《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宪宗去世、穆宗即位后，刘禹锡改任他州刺史。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奉调回洛阳东都尚书省任职，与从苏州刺史任上同返洛阳的好友白居易在扬州相逢，置宴把酒，白居易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赠予刘禹锡：“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河南郑州刘禹锡墓视觉中国/供图
刘禹锡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回赠白居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从顺宗永贞元年（），到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先后贬任湖南、广东、重庆、安徽等地。23年间，柳宗元等老友渐次离去，世事变迁，人事全非，恍如隔世。刘禹锡用病树、沉舟况喻自身，虽有惆怅之意，更具达观之心。“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面朝新局，他重添精神，再迎春光。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刘禹锡调回长安，此时距他元和十年（）作诗“戏赠看花诸君子”已经14年。刘禹锡重游玄都观，见观内“荡然无复一树”，遂再题《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桃花已经荡然无存，元和时期的新贵们也已经树倒猢狲散，只有我刘郎硬硬朗朗地又回来了！此诗分明是有意旧事重提，对权贵的轻蔑嘲笑，对未来的乐观不屈，尽在这28字之中。
回长安后，性情旷达的刘禹锡仕途相对顺畅，于唐武宗会昌元年（）出任正三品的礼部尚书，后因病赴洛阳任同是正三品的太子宾客，虽未能拜相执政，但所任职务多是品级较高的闲职，亦乐得逍遥，与同居洛阳的白居易“酬复颇多”。会昌二年（）七月，刘禹锡病逝，终年71岁，葬于荥阳（今河南郑州西部）。
当年宪宗虽严厉处置了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但并未否定革新，而是顺势举起革新大旗，革新已经成为朝野上下共识。沉舟侧畔，千帆竞发而过；病树前头，万木葱茏而春。一场轰轰烈烈且脚踏实地的革新运动即将发起，助推大唐走向安史之乱后的真正中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大唐二十一帝》等）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