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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仙境图》，明代，仇英，绢本设色，纵厘米，横66.7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名画鉴赏
据记载，《桃园仙境图》是为当时苏州富豪收藏家陈官（号怀云）所画，并有陈官收藏印，陈官是仇英的一位重要赞助人，晚年的仇英长期在他家作画。从创作风格推断应为仇英晚年作品。《桃源仙境图》以晋朝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为母本演化而来，画家将对《桃花源记》的理解和想象用自己的笔墨表现出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生活着一群怡然自得的平民，“……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仇英画中的桃源仙境则是一个世外高人隐士的世界。
此作品在构图上采用了近景、中景、远景的三段全景式，这是中国山水史上从五代北方山水画派到北宋流行的构图模式，整个画面构图繁复，布局严谨。远景山峰林立，云气浮动缥缈，杉树挺立，阁内一老观泉；中景悬崖峭壁，泉水直下，云中梵宇层叠，松林深处作二行脚僧，悬崖顶端有小亭，曲径通往山下，一老者扶栏而上；近景绘山涧，溪水奔汇成河，周围松木森森，占藤盘绕，红桃掩映，如临仙境，三个风骨气质相似、衣着素淡的高士临流而坐，其中一人拨琴，一人作舞姿，一人静观，姿态生动传神。琴声和着大自然潺潺流水声、阵阵松涛声、鸟鸣声交汇成一曲动人的乐章，这就是传统文人之心境。
仇英《桃园仙境图》
仇英把他所擅长的界画之技能也在这幅作品中体现出来，巍峨的宫殿楼台在云雾缥缈中若隐若现，与山水相得益彰。从设色来看，以中国传统青绿山水技法为源，同时吸收了一定的文人画的古拙与秀雅。山峦层岩以勾斫为主，较少皴染，随后敷染明丽的石绿、石青及赭石，采用了青绿重设色法的艺术形式，全图色调光华绚烂，成功精致地表现出仙境的华美气氛，整个画面在严谨精丽、富丽堂皇的装饰意趣中透着些许文人的高逸古朴，为仇英青绿山水中的杰作。
《桃园仙境图》一方面通过画面中段连绵起伏山峦下之左下角曲径上及右上端丛林中的行人，以及错落有致地坐落在群山中的屋宇琼阁，渲染出山水画可游可居的氛围，从而削弱了“仙境”的幻想神秘色彩；另一方面，把“文人雅集”的场面安排在自然山水之中，明代画家多把“文人雅集”绘于园林、庭院中。仇英赋予了此画浓重的贵族文人式的优雅情调，明代中期较为安定和殷富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东晋时代的动乱纷争，仇英将“桃源”异化成“仙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明代人们追求繁华物质生活意识的折射，并且天上宫阚式的“桃源”意境也更适应订购画作的富商豪绅的审美要求。
这些体现了仇英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且常常受雇于富商，使他的绘画在具有文人画色彩的同时，仍与当时社会绘画市场支持者的审美趣味联系在一起，体现着时人的生活、时人的理想、时人的好恶，所以画中没有透露出文人画作品常有的孤高冷寂世外感，而是具有一种刚健清新、雅俗共赏的生活气息，在吴门四家的作品中，仇英将民众审美情趣与文艺审美意识体现得最明显。
画趣拾珍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出现了画史上著名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仇英在这四人中是文人气息最淡薄的一位，为何能够与其他三位并列呢?也许这要得益于他与同时代文人的密切交往。明代这一特定时期为仇英创造了一个机会，因为明代“士人”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化的形成以及科举竞争的严酷，使得约十六世纪以来，“弃儒就贾（音同：古）”的现象就在社会上出现，这一现象改变了传统文人视自己身份地位高高在上的观念，从而在绘画中职业画家才能够与文人画家有往来。
此外，仇英本人由于卖画所造就的扎实的绘画传统功力相对而言是明代文人画家所不及的，这也使得他能得到同时代的著名文人画家的赏识并与之密切交往，文徵明及其周围的文人如徵明之子文彭、文嘉，学生王宠、陈淳、彭年等就与仇英关系密切。把《桃园仙境图》与仇英较早时期创作的着色作品相比较，仇英的绘画已融入了传统文人画所崇尚的绘画主题和境界。
其实，在明四家中关于仇英的生平记载最为稀少和模糊，但他的人生故事就算放在今天依然是个传奇。明四家中，沈周等三人，都是生长在一个较易接受到良好文化艺术教育的环境里，从小自然而然地接触书画教育，然后因着天赋或勤奋等因素成为画坛名家。但是仇英不同，史料记载仇英“出身甚微”，所以他的人生更跌宕起伏、更传奇或者说更励志。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在仇英踏入画坛之前，他本是一名工匠，对当时主持画坛的文人们来说简直就是不值一提。但是仇英这一名漆工生前就得到当时画坛的承认，而且是高度认可。当时的苏州文人与仇英交往，并且多次为他的画题诗作跋。从漆匠到一名被写入艺术史并且是代表一个时代艺术巅峰的大家，其间的人生差距，使常人难以望其项背。
一个只会画画，不会吟诗，更不会书法的画家，得到文人画派的认可，可见其绘画艺术造诣之深。由于史料的稀缺，我们无法知道仇英是怎样取得如此成就的，但至少有几个人是其中的关键。一个是仇英的老师周臣，周臣的身份只是一个职业画家，但他的言传身教为仇英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底，而且在周臣的学生里有一个人叫唐伯虎，这层同门求学的关系对同为画坛巨匠的二人应该是有影响的；另一个人则是文徵明，文徵明在苏州文人中威望很高，沈周之后，他就是吴门画派的实际领袖。史载文徵明对仇英极为推崇，在文徵明传世作品《湘君湘夫人图》的题跋中记载，文徵明曾让年轻的仇英来帮他给这幅画涂色。但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仇英自己，史载仇英作画如痴如醉，即便是鼓乐吹奏之声也是听不见的。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仇英出身于苏州太仓县一个平民家庭，自小聪明伶俐，爱好绘画。明代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民营手工业日渐发达，城镇中的手工作坊林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仇英十一二岁就开始学做漆工。当漆工要学会识色、调色和图案设计，这对学画很有帮助。当时“吴门画派”已经崛起，蜚声画坛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及周臣的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些人也很自然地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他虽然见不到、攀不上这些名士高人，但这些人的诗画，仇英常能在画店或商贾们手中见到。每每见到一幅好画，他总要仔细地钻研一番，久久不忍离去。但因为买不起这些价钱高得烫手的画卷，时时会招来老板们的白眼和商人们的斥责。
仇英终究是个有抱负、有志气的青年，他下决心要攻学画艺。一方面，他利用所有做工之余的时间自描自摹；另一方面，他省吃俭用，卖力干活，节蓄下一笔钱准备到苏州城去广开眼界。苏州是当时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拥有全国第一流的画坛，能见到好画的地方比太仓多多了，但人也格外势利，像仇英这样的穷漆工，莫说找高师学画，就连一块小小的谋生立足之地也难以找到。但他为了学画，还是毅然离开了双亲，离开了家乡，只身来到苏州，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学艺之路。
后来，仇英遇到了浙江嘉兴人项元汴，当时名满明朝及后世的超级大收藏家，改变了他的人生。“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这故事最早见于《蕉窗九录》，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书画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明代皇家收藏不力，国库管理相当混乱，掌权的皇亲国戚和宦官们利用职权大量侵吞国藏，将内府所藏成箱偷运出宫以谋私利，其嚣张程度可谓肆无忌惮，使得皇室所藏传世珍宝大量流失，有相当数量的国宝流入民间，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发了收藏之风的鼎盛。在江南富庶的地区，收藏家辈出，有华夏、王世贞、项元汴、文征明、董其昌等大家。而项元汴是其中的佼佼者，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和古玩的数量之大、价值之高，令人惊叹！
当今存世的顶级书画珍品上的收藏印，除了清朝皇帝，就数项元汴的印记最多，经常能见到盖有“项子京珍藏”、“项元汴印”、“天籁阁墨林”或“天籁阁”之类的收藏印。而项元汴的“天籁阁”，曾让乾隆帝仰慕不已，乾隆六下江南，八游南湖，登览烟雨楼，专访天籁阁旧址。“天籁阁”深深地吸引着这位皇上，总还是欣赏不够，非要“带回”京师不可。于是下旨，在承德避暑山庄新建“天籁书屋”一座，将收集来的“天籁阁”部分旧物移藏其中并先后赋诗七首。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根据有关记载，项元汴收藏过的书画作品大概在千余件以上，其中宋、元两代的就有余件，五代以前的有50多件，而且多为名作佳构。就书法来说，单是王羲之的书迹就有8件，如《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瞻近帖》等等，现在学术界公认的王羲之作品全世界不过20余幅，即使在明朝“瞻近帖”就价值两银，万历年间每亩田不过价值1.5两银，仅这一件“瞻近帖”就是千余亩良田。此外，像唐朝怀素的《自叙帖》、宋苏轼的《阳羡帖》和米芾的《苕溪诗卷》等都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
绘画作品中，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王维的《山阴图》、韩干的《照夜白图》、赵孟的《鹊华秋色图》、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唐寅的《秋风纨扇图》等等，都是在中国绘画史上取得排名的，这样的作品拥有其中一件就足以顾盼自雄，而像项元汴这样的富有者，大概就是一个国家博物馆也要自叹弗如了。这么多的珍品是怎么弄到手的无人清楚，有说他家产丰饶被王世贞称为“天下富家居首等”的十七家之一，也有说他善于经商，理财有方，以商养藏。但再多的家产也买不了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名家书画。还有种说法，说项元汴是在收藏中流通，在流通中收藏，通过书画买卖来收藏精品，这大概是比较靠谱的，以项元汴的交游之广，眼光之准，生意之精，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做书画生意，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双鉴别真伪的慧眼，这一点，项元汴是颇为自信的。一次他对朋友说，王氏兄弟（指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的眼睛是瞎的，顾氏兄弟（指明代书画鉴赏家顾从德、顾从义兄弟）的眼睛是眇的（即近视眼），只有文征明是有两只眼睛的，但文征明已经死了，当今天下只有我和你是有两只眼睛的了。说朋友“具两眼”那是客套，说自己“具两眼”那才是真心话。他所收藏的书画基本上是真品、精品。为了确保藏品质量，项元汴请以鉴别宋代书画闻名的“文氏二承”即文征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字寿承）、文嘉（字休承）长住项家，专门为他从事鉴别。当时江南的文书画家领袖董其昌也曾在项元汴家里长住过一段时间，据说还做了项家的家庭教师。此外，陈淳、陈继儒、李日华、周履清等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名家、学者、诗人和鉴赏家，都与项元汴过从甚密。书画家通过项元汴的收购来提高身价，项元汴则在此过程中广交朋友、丰富藏品，可谓共赢。
也许项元汴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的眼光之精，而在于他的目光之远。当漆工出身的仇英刚刚崭露头角时，项元汴就看中了仇英的潜力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为仇英及其女儿仇珠提供优越的生活、学习、研究、创作的环境。从此，家道贫寒的仇英便可以不再为生活所忧，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天籁阁”，尽情地观摩、尽性地临摹项元汴收藏的历代名家精品书画真迹，且一住就是十余年。这使得仇英的绘画技巧愈来愈丰富，艺术视野也变得更开阔。而这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仇英上述画风的形成，终至于“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练就高超的艺术水平。仇英出名后，项元汴又出高价收购他的画作，一时仇英成了当时市场价格最高的画家。在项元汴的藏品中，仇英的《汉宫春晓图》长卷价值两百金，而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仅16两，唐寅的《画篙山十景册》仅24两，相差悬殊。仇英与项元汴两人之间是否“双向共荣，各得其所”呢？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物以稀为贵，仇英作品有价难求，相比较二言其传世作品在明四家中是最为稀少的。书画鉴定大师谢稚柳等编著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国有收藏机构(博物馆、国营文物商店)古代书画真迹中的重要精品，其中记载明四家中沈周作品件，文征明件，唐寅99件，而仇英只有47件，而且仇英传世作品大多收藏在各大博物馆，流散民间的真迹几乎就是凤毛麟角。
仇英是明朝唯一以画出名的画家。在吴门四家之中，沈周、文征明、唐寅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士大夫，不仅以画取胜，而且长于诗、书；唯有仇英是匠人出身，他既不擅诗，又不能文，也不工书，独以笔墨丹青取胜，并与当时的名流才子相比肩。仇英的山水画多师法南宋画家赵伯驹、刘松年，发展了南宋以来的“院体画”传统，并能融合前代众家之长。他的山水画风格，既保持了工细严整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清雅的趣味，形成了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青绿山水风格。仇英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演变而来，有时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他常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谓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仇英的画一般只题名款，尽量少写文字，为的是不破坏画面美感，因此画史中评价他是追求艺术境界的仙人。
仇英《桃园仙境图》局部
即使如此，但是当我们领略吴门画派的万千气象时，却仍能深切地感受到仇英由于出身寒微在当时仍被大多数画家瞧不起的处境。他没有机会为其他画家题写诗文款识，甚至在晚辈后学的画上也没有过；他经常被人邀请作画，但从不见他邀请别人做点什么；文人间置酒高会、诗词往还的事更是没有他的份；苏州园林沧浪亭内有“五百名贤祠”，祠内刻有明清两代五百多位名人贤士的肖像，名望与成就比不了仇英的人赫然在列，唯独没有仇英。由此可以想见，在浓厚的封建门阀主义氛围下，仇英学画还是相当艰难的。
名家小传
仇英画像
仇英(约—年)，字实父，一作实夫，号十洲，江苏太仓人。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合称为“明四家”，同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史上并称“吴门四家”，亦称“天门四杰”，声誉卓著。其天资不凡，深得理法，人物、山水、走兽、界画无所不精，绘画风格在明四家中最为多样化，尤其擅长工笔山水人物。仇英一生都在不断地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但始终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以细笔青绿最为出色，开创了青绿山水的新典范，被誉为“赵伯驹后身”。由于仇英广泛交际于文人墨客之间，所作的山水画大多与人物活动相结合，较多表现文人休闲生活的主题，诸如读书、弹琴、赏泉、论画等，与当时吴门派画家热衷表现的“别号图”和园林、轩亭等题材绘画所表达的主题相近，画作氛围舒和典雅，有清润柔丽之韵味。传世作品较多，有《桃源仙境图》、《剑阁图》、《玉洞仙源图》、《修竹仕女图》、《汉宫春晓图》、《赤壁图》、《秋江待渡图》、《清明上河图》、《桃村草堂图》、《松溪论画图》、《莲溪渔隐图》等，其中《桃源仙境图》和《玉洞仙源图》被合称为“双美图”。
文章来源于画家邱汉桥新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