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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美术馆甄选馆藏的一百余幅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作品，组成“异域同绘——中国美术馆藏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精品展”。日本浮世绘部分有“浮世绘第一人”菱川师宣，“浮世绘六大家”铃木春信、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东洲斋写乐、葛饰北斋、歌川广重，“最后的浮世绘大师”小林清亲等重要画师的经典作品。清代木版年画部分选取了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四川绵竹、河北武强、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画产地的代表性作品。
实际上，中日两国隔海相望，近在咫尺，在文化艺术上交融互鉴，绵延千年。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保持着文化与艺术领域的密切交流。文学如此，美术亦然，日本浮世绘的兴起与中国明清木版年画有着紧密联系。明清时期，木版套色印刷技术趋于成熟，不仅促使中国木版年画在清代达到鼎盛，也推动了日本浮世绘的兴起与发展。
▌富岳三十六景·神奈川冲浪里葛饰北斋大英博物馆藏
木版年画与浮世绘同源
中国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是中日两国民族艺术的瑰宝，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中国作为雕版印刷术的创造者，是版画的鼻祖，而木版年画和浮世绘都是从木版画中细分出来的艺术，因此这两种艺术形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相近的制作工艺，都是以多色木版套印为主要制作工艺。其次，这两种艺术都不是来自宫廷或者文人士大夫等社会中高阶层，而是由平民大众创造、使用和欣赏的民间艺术形式，他们都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
但由于浮世绘与木版年画在社会功能、艺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又让两者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在17至19世纪的东方世界里大放异彩、相映成趣。
中国的木版年画于宋代开始出现，发展于明代，辉煌在清代。木版年画的高光时刻，是在三大年画生产地崛起之后，三地的作品，共同代表了清代木版年画的最高水平。此时的木版年画较于之前题材更为广泛、画稿更为优美、刻版更为精致、色彩更为绚丽、品种更为多样，这都使木版年画越来越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几乎流行于全国。于是，在民间的潮流下、在商品贸易的促使下，生产力强、地区特色鲜明的中国三大年画产地，也就是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的声名远扬。例如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深受民众喜爱。天津杨柳青年画水平就非常高：其画面富有故事性，构图饱满，线条细腻流畅，同时套色复杂且有层次。
▌天津杨柳青年画《百花公主》
清代木版年画的使用场景大多是年节装饰，题材极为广泛，有吉祥喜庆类、驱凶辟邪的寓意，不同的题材共同表达着人们对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寄托了他们的美好愿望与独特的审美理想，体现出一种热烈、浓厚、质朴、鲜明的艺术风格特征。
浮世绘的字面意思为“虚浮世界的绘画”。“浮世”本来是指人世的虚无缥缈，而在日本“浮世”一词也有“放浪生活”之意，蕴含人生如过眼云烟，及时入世行乐之意，内容上表现市井生活、人物百态和自然风景，具有肯定现世精神的积极意义。
浮世绘兴起于17世纪的日本江户，因为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江户时代”，所以浮世绘又称“江户绘”。江户也就是如今的东京，年，德川家康将军在此设立幕府后，江户逐渐成为日本的经济、政治中心。此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阶段。社会大变革下，传统文化的保持者——武家和贵族已经丧失了文化的创造活力，在政治上无权的平民阶级却开始成为文化的主宰，由平民阶层创造出的江户绘便也着重表达平民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画面内容变得更加通俗和流行。
通俗美中绕不开的话题便是美人。在浮世绘画家中，喜多川歌麿以描绘美人见长，著名的作品有《妇人相学十体》和《青楼美女》，其作品《歌撰恋之部·物思恋》表现的就是美人在恋爱中思念爱人的状态。
▌喜多川歌麿《歌撰恋之部·物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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