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传奇，是中国古代四大戏曲之一，由孔尚任（—）作于康熙己卯年（）。所谓“传奇”是指明、清时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以区別于北方杂剧，每本大致为四十出。《桃花扇》在京师一经演出，立即引起轰动，连康熙皇帝都忍不住要连夜派人找孔尚任索要剧本看。也是这部戏，因有怀念前朝故国的成分，自然会引起当政者的不快。于是，翌年便让孔尚任惹上一桩疑案而被罢掉国子监博士一职。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年，康熙帝南巡，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举荐在御前讲经，得到康熙帝的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年，孔尚任与顾彩合作的戏剧《小忽雷》在京师演出。年，孔尚任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完成了戏剧《桃花扇》创作。孔尚任其他著作还有《出山异数记》《湖海集》《享金簿》等。
《桃花扇》表面上写才子侯方域与秦淮妓女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借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的兴亡史。作者在《桃花扇本末》中云：“《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又在试一出《先声》中云：“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桃花扇》以其突出的艺术性在文坛得到高度评价，王国维在《文学小言》写道：“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蒋瑞藻在《小说考证》称赞道：“《桃花扇》笔意疏爽，写南朝人物，字字绘声绘色。至文词之玅，其艳处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著雨梨花，固是一时杰构。”梁启超十分喜爱《桃花扇》，据说他经常背诵剧中的词曲，念到动人之处，泪流满面。年8月，他完成了《桃花扇注》，对剧中的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注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桃花扇》里黔人多。这是因为，在南明弘光王朝时期，有几位贵州人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桃花扇》既写南明事儿，自然就绕不开这几个贵州人了。
杨文骢《雁宕八景》之一南京博物院藏
剧中第一位出现的黔人：杨文骢
剧中第一个粉墨登场的贵州人是杨文骢（字龙友），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末。“末”在南曲的行当里主要扮演中年以上的男子。他于第二出《传歌》戏中出现，甫一上台就在秦淮河畔的一家妆楼蓝瑛假山画旁写了几笔兰花，并为青楼妓女李姬取名为“香君”，又为妆楼取名“媚香楼”。从画的落款时间上看，当是崇祯十六年（），他46岁，刚被罢了江宁知县的官。
《桃花扇》里的杨文骢，精通书画、谙熟诗文，是一位热心肠、有同情心、爱管闲事，但总是费力不讨好、好事办成坏事的人物。譬如，他撮合侯方域、李香君结合，建议阮大铖出赞助费用以讨好复社人士，然而托侯方域所办之事未竟，还因此得罪了阮大铖；他让侯方域写信给自己父亲侯恂的老部下左良玉，阻止其发兵东下，结果侯方域被阮大铖视为内应，准备捉拿之。于是，他又只好通知侯连夜亡命，造成侯、李从此相隔天涯；他明知李香君矢志苦守侯方域，却又将李香君推荐给老乡田仰作妾，从而引发了抢亲、李香君至死不从，以头触地，血溅宫扇的事件；事发后，他为了修复侯方域给李香君的定情宫扇，现场以草汁为颜料，添枝加叶，连缀扇上血迹，作成了一幅桃花画，生出了贯穿全剧的道具——桃花扇。由此看来，杨文骢是剧中的许多事件的事主，也是个很关键的角色。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信誓旦旦地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情钟、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言下之意，是说他写这部戏，主要情节甚至细节，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少有虚构。他举例杨文骢点染桃花扇一事，是杨的画童亲自给他的族兄孔方训说的。
历史上的杨文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据《明史·杨文骢传》记载，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工书画，善诗文，好交游，为人豪侠，爱举荐人才。万历末举人。他的妻兄凤阳总督马士英因拥立福王有功，升为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明代不设宰相，首辅相当于宰相），杨文骢也被起用，任兵部主事，最后巡抚常州、镇江两府兼督沿海军队，与清军对峙相持。后败走苏州，不受清使黄家鼐招降并杀之，走处州。唐王立福州，任兵部右侍郎，提督军务，图复南京。顺治三年（），清军压境，衢州告急，唐王命令驻扎在处州的杨文骢与刘孔昭前往救援。但不敌清军，兵败退至浦城，杨文骢被俘不屈而死。
而奇怪的是，《桃花扇》在第三十六出《逃难》戏中却说杨文骢弃官逃往贵阳。按道理，孔尚任不会凭空杜撰史实，估计是限于当时信息的闭塞与史料的匮乏而造成的失实。因为，由清廷组织编纂的《明史》始于康熙十八年（），完成于乾隆四年（），编了整整六十年时间，而且只写到崇祯十七年止（）。孔尚任是在康熙二十八年（）年才开始动手写《桃花扇》的，此时，距杨文骢去世已有43年了。所以，孔尚任既没有机会读到《明史》，也无法掌握南明王朝历史的确切资料，很可能是道听途说地获取一些信息，导致对杨文骢最终去向的误判。
杨文骢的绘画造诣很高，崇祯二年（），他游览浙江天台、雁荡等地后，将所作诗画编为《山水移》集，有诸多名家为之序跋。秦懋德曰：“余偶以诗画自娱，谬荷海内诸公许可，每论此中三昧，必推龙友与华亭董宗伯并驱中原，眼前余子，鲜见其匹也。”把他与董其昌相提并论。而董其昌则题曰：“杨龙友生于贵竹，独破天荒。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余讶以为出入巨然、惠崇之间，观止矣。”对杨文骢的绘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贵阳市南明河畔石岭街是杨文骢的故居地，贵阳市政府年建有纪念书碑。
马士英先生
剧中第二位出现的黔人：马士英
第二位登场的贵州人是马士英，他于第十五出《迎驾》戏里出现。角色行当是净，即花脸，扮演的人物一般是朝廷重臣。他一上台即做自我介绍道：“下官马士英，贵州贵阳卫人也，起家万历己未进士，现任凤阳督抚。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所谓国家多故，是指甲申三月十九日（年4月24日），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投缳自尽，大明王朝覆灭，历史进入南明王朝，政治中心在南京。崇祯皇帝自尽而三个儿子又不知去向，国不可一日无君。因此，拥立新君是南京诸大臣重中之重的大事了。在选择新君上，当时主要分为伦序派和立贤派。马士英属于伦序派，东林党人属于立贤派。前者主张按嫡长排辈，应立福王朱由崧为新君，争议会较少；后者主张撇开嫡长次序，贤者上，应立璐王朱常淓。但孰贤孰愚是个很难以定性的问题，恰恰最容易引起争议。由于东林党人曾经激烈反对过万历皇帝废长立幼，而这个幼即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的父亲常洵（大福王）。所以东林党人“弃福选璐”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在第十六出《设朝》戏里，马士英抓住机遇，首倡拥立福王朱由崧为新君，并率领四镇总兵迎驾于江浦，夺得了“策立”头功，升迁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成为首辅，掌握中枢大权。
剧中，马士英被塑造成反面人物，投机钻营、拉帮结伙、欺压百姓。尤其是在派手下为老乡田仰强娶李香君、赏心亭李香君骂筵这两场戏里，愈发衬托出马士英的卑鄙。在第三十六出《逃难》戏中，马士英带领妻妾细软仓皇出逃，路遇乱民哄抢，遭打倒在地，被责骂为“你是奸臣马士英，弄得民穷财尽。”弄得他窘态百出、狼狈不堪。在第四十出《入道》戏中，马士英为鬼自白“我马士英做了一生歹事，那知道结果这台州山中，”被雷神劈死。
而历史上的马士英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明史卷三百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
《明史》将马士英写入奸臣传。虽然《明史》被赵翼《廿二史札记》誉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但不容忽略的是，《明史》是由东林党人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主持修簒的。原本他们师徒是不肯受聘于清廷修明史的，但后来觉得事关忠贤奸良立传千秋，黄宗羲反而鼓励万斯同积极参与其事，黄写诗赠别万，有句云：“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所以，在史观上，必然有他们的主见。东林党人一般以“君子”自居，对持不同观点者，则斥之为“小人”。以身殉国的反清义士夏允彝在《幸存录》中如此评价东林党人：“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一语道出东林党人尚空谈，不务实的特点。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当即就有大量东林党人大臣投降大顺政权；后来在降清的名单中，也不乏大量以气节自矜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人之所以恨马士英，是因为马士英拥立了福王，触及到东林党人的根本利益。其实，东林党人弃福王而拥立璐王并非从国家大局考虑的，因为事实证明，璐王也并非是贤者。李清《三垣笔记》说他不过粗通文墨，雅好古玩，且“指甲长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一副玩家派头，有何“贤”可言？后来，当清军兵临城下，璐王立即投降，被掳往北京，尽管摇尾乞怜，也终未保住性命。
《明史》交代了马士英最后的去向：“......五月三日，福王出走。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不数日，大铖仓皇至。......士英、国安率众窥杭州，兵败。......明年，大兵剿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透露了马士英继续率兵与清军作战，寡不敌众被俘，不屈被害的事实。
一些史学家对马士英被《明史》列为奸臣有不同的看法。
民国二十三年（年），安顺姚大荣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虽然他是第一个为马士英鸣冤的人，其胆量可佩，但可能是出于乡谊，把马士英几乎说成是完人，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持论当为公允。当代明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写道：“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册，列入《明史》奸臣传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的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可视为是对马士英的客观评价。
马士英书画俱佳，是典型明代尚意的风格，可堪与其妹夫杨文骢雁行。可惜书画流传极少，主要原因是人们不愿收藏一位奸臣的作品。一说是有些藏家竟然将马士英题款改为妓女冯玉英。可叹一代南明首辅居然还不如一名青楼女子！
贵阳毓秀路马家巷，有一条不足百米的小巷，那头通到黔灵西路，马士英的故居就在此处，现在依稀还可以见到明清时的断壁残垣。
《桃花扇》第二十二出戏《守楼》插图
剧中其他黔人田仰、越其杰
贵州人田仰、越其杰虽然没有在剧中直接出形象，但却是幕后角色，几次被杨文骢、马士英提及。在第十七出《拒媒》戏中，田仰出聘金三百两，委托杨文骢在金陵寻找一美妓。杨文骢想起了与侯方域失散的李香君。遂派人前去说亲，没想被李香君严词拒绝。在第十六出《守楼》戏中，马士英得知此事，大动肝火，派一帮恶仆前往媚香楼抢亲，导致李香君以头触地，血溅宫扇。康熙《贵州通志》记载：“田仰,安化人,（按：今属思南）进士。以县令擢铨部,晋太仆寺少卿。天启六年()巡抚四川，值奢贼叛后,绥戢残疆,肃吏爱人,民怀其惠。”在南明弘光时期，田仰巡抚淮扬、提督军务兼理海防。既然《贵州通志》评价田仰“肃吏爱人,民怀其惠”。那么《桃花扇》中田仰花重金买美妓之事估计只能是传说了。
越其杰的名字是在第二十一出《媚坐》戏中出现的。马士英新升首辅，权握中枢，心情颇佳，于是在家中的梅花书屋设宴请杨文骢、越其杰、田仰等几位贵州老乡叙旧。不巧越其杰生病；田仰第二天要远行，均未出场。
清道光《贵阳府志》记载，越其杰，贵阳人，万历三十四年（）举人。授夔州府（今重庆治下奉节县）同知。是杨文骢的舅舅。在南明弘光时期，任佥都御史巡抚东莱。不久，任河南巡抚，兼辖颖、亳二州，提督军务。弘光二年（）正月初十，越其杰与总兵高杰、河南巡按陈潜夫进入许定国镇守的睢州，其时许已经暗中降清，故设鸿门宴招待越其杰一行。席间，伏兵四起，高杰被杀。越其杰等人逃出后失踪。
越其杰一生戎马倥偬，于军旅间写诗作文，累积近万首，其甥杨文骢评其诗曰：“其禅寂似王右军，其忠爱似杜工部，其风流似韦苏州，其达生安命无牢骚不平之感又似白香山。”
越其杰与吴中蕃父亲吴子骐交好，亦与中蕃称忘年交。其辞世后，由后裔携诗稿交吴中蕃删定诗集名为《屡非草选》并序曰：“戛陈汰赘，苍质蔚然，冷韵铿然，天渊渟然，邱壑生姿，想见当年掀髯抵掌时也……”
《黔诗纪略》选其古近体诗首。
武陵张文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刊《古书修辞例·改易之例》，引越其杰《改诗》一首，其句中有“偶见昔吟诗，虚心一检视，读未及篇终，惭怖几无地”句，感叹作诗难以至佳境。莫友芝赞曰：“黔中先辈苦心为诗，殆无有逾于开府（其杰）者也。”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还提及一位人物田雯（字纶霞），虽然不是贵州人，但却在康熙二十六年（）担任过贵州巡抚，在黔时间约四年，作《黔书》一部（上下卷）。记载贵州行政的创建、变迁以及地理名胜、风土人情等，是珍贵的地方史料。田雯调任户部侍郎时，与孔尚任有交往，曾索要《桃花扇》阅读，促使孔尚任加快了创作的速度，也算是一段文坛佳话。
姚大荣《马阁老洗冤录》
《桃花扇》贬损黔人的原因
《桃花扇》里的黔人形象大多不佳：杨龙友热衷为李香君介绍顾主，像个掮客；马士英迷恋权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田仰、越其杰趋炎附势，因马士英而得势.......作者孔尚任站在东林党人的立场上创作《桃花扇》，作品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第二十四出《骂筵》戏中，李香君唱道：“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借李香君之口，褒东林党人，贬阉党阮大铖。东林党源于东林书院，地址位于无锡市，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年），原为程颢、程颐弟子讲学之处，后废。明万历三十二年（）由顾宪成等人修葺并在此讲学。顾宪成撰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观念引起学界共鸣，使东林书院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江南文人荟萃及议论国事的中心。只要是认同东林书院价值观并为之呐喊者均可称为东林党人。东林党在朝廷、学界掌握一定话语权，势力不小，影响深远。崇祯皇帝以身殉国后，陪都南京群臣围绕拥立新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马士英夺得策立头功担任首辅后，自然成了矛盾的新焦点，失势的东林党人甚至把弘光政权覆灭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马士英与阮大铖有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经历，马曾受阮的举荐得以复官，投桃报李，人之常情，因起用阮大铖，马士英屡遭诟病，被视为“阉党余孽”。受马士英的牵连，他身边的黔籍官员也难免会被恨屋及乌。其实，明朝的衰落当始于万历王朝。万历皇帝因立储问题与群臣对峙，互不相让，导致万历皇帝消极怠工三十年余年，使朝廷上下各方管理混乱、人心涣散、国力削弱。积弊一直延续到崇祯王朝，导致明朝的覆灭。虽然那时中国南部大片区域还控制在南明弘光政权手上，但大势已去，败局已定，成为强弩之末。马士英等人无非是在如此不堪的局面上，下着苟延残喘的残棋而已。另外，在基本国策上，无论东林、阉党余孽，各派均高度认同“借虏平寇”的战略，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来打击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沉醉于清廷据北，南朝据南，互不干涉，隔江而治，偏安一隅的美梦中不能自拔；忽视了真正的敌人——北方日益强大的清朝，这才是弘光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所以，让马士英等少数人来承担弘光垮台的主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桃花扇》毕竟是戏曲，人物脸谱化、主题概念化程度高，如李香君的形象过于“高大上”。尽管作者声明“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但戏中情节确有不少与史实不符之处。因此，欲了解剧中人物的真实面貌，还应阅读相关的史料。
（本文刊载于年第５期《藏天下》杂志）
文青田耕者
编辑陈艺
视觉胡蕊
编审黄蔚
